温州城镇化道路的成功经验

许经勇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6月25日的重要讲话，告诫我们要深刻把握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形势下，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温州作为全国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的先行者、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就是：以市场化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温州城镇化道路是浙江省城镇化道路的缩影。如果说，广东省的城镇化主要建立在发展外源性经济的基础上，那么，浙江省的城镇化则是建立在内源性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此导致两省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别。以发展外源性经济为主的广东省，无论是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缩小方面，都明显落在浙江省的后面。以2006年为例，人均GDP，浙江省为31684元，广东省为28077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浙江省为18265元，广东省为16015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浙江省为7335元，广东省为5080元。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浙江省为2.64：1；广东省为3.15：1。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已连续22年名列全国各省区第1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6年名列全国各省区第1位。

一、以市场化带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

曾经有人把温州模式概括为“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市场化为导向，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以小城镇为依托，以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为特色”。也有人把温州模式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其核心是自发的和内在的发展模式。应当这样看，温州是我国农村市场经济发育较早、发育较为成熟的地区，也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市场化的推动下，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走在全国的前列。改革开放近30年来，温州的小城镇建设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关键在于创造了有利于城镇发展的新机制。这就是凭借城镇的功能优势，依靠市场化运作机制，引导进城企业投资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企业发展和城镇发展的统一。与此相联系，还超前实行包括户籍制度、土地使用制度以及投资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从而开辟了富有温州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小城镇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全市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发展到目前的146个。建制镇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66.5%，集镇工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0%以上。全市建制镇已形成以柳市镇、龙港镇等30个经济强镇为龙头骨干的城镇化群体。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农村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63.8%下降到2005年的7.2%，而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20.4%上升到2005年的90.3%。2005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845元，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的212%，比1978年的113元增长50.5倍。

温州市的城镇化之所以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率先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的建设是由政府负担的，城市居民的高福利、高保障（相对农民而言）也是由政府负担的。农民进城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大。为了缓解这个矛盾，政府所作出的反应，自然是限制农民进城，即阻止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而温州在城镇化过程中则创造了化解这个矛盾的成功经验。其所采取的对策是把以往的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政府明确提出了“谁投资，谁受益”和“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其具体做法是把城镇基础设施部分地商品化，推向市场。从公益型开发供给转向经营型生产供给，形成了“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水养水”的自我积累、自我平衡、自我补偿的新机制。由于城镇化必须以工业化为依托，因而取决于企业向城镇转移的机制。在整个转移过程中，温州依靠的是市场机制，没有行政强制，只有政府的适应和服务，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机制，是凭借城镇发展企业的特殊优势。具体地说，就是农民从企业发展要求出发，利用自己积累的资金，投资建设工业小区。企业成了城镇经济的主体，农民成为城镇的居民。

土地资源是小城镇开发建设的关键因素。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就在全国率先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改革，各地小城镇的土地流转和置换制度因此而逐步形成和发育，土地要素同其他要素合理组合并产生较好的综合效益，为小城镇开发建设提供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在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龙港镇20多年来城镇建设共投入资金20多亿元，这其中98%的钱是通过土地有偿使用等措施，由进城的农民掏钱的。温州市通过土地流转和置换，小城镇的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提高了相关产业的聚集度，形成了强劲的综合经济功能，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为了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利用，促进经济产业集聚，温州市正在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按自愿有偿、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依法进行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实行“一地一证”制，农民凭土地使用权证和承包合同，可以对土地实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

温州市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难点，就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与现有大城市相比，农村小城镇的计划体制包袱较轻，容易实行新户籍制度。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温州市率先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鼓励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自建住宅落户，自办企业发展。温州市的龙港镇，曾被誉为“中国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和“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迄今龙港镇已有1万余户、6万多人办理了户改手续。对传统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了对农民在户籍、择业、居住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缩小了由于不同社会身份而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差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小城镇建设，具有十分深远和现实的重要意义。

二、发展以专业市场为基础的专业镇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温州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转型，温州各地相继出现各自特色的专业市场，逐步形成了以同类产业区域性集聚为特征的“块状经济”格局，使得区域内部产生了相对集中的产业群落或产业集群，以及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型城镇，即专业镇。据初步统计，温州市的11个县（市、区）146个建制镇中，特色产业（产品）产值超过10亿元的就达30多个，鞋类、塑料、服装、电器等特色产业（产品）的产值超过300亿元，其经济总量占全市的70%以上。乐清市的柳市镇成为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产销基地（被称为“中国电器之都”），瑞安市塘下镇是全国四大汽摩配产销基地之一（被称为“中国汽摩配之都”），苍南县龙港镇成为全国包装印刷基地（被称为“中国印刷城”），永嘉县桥头镇号称“远东第一钮扣市场”，平阳县萧江镇被誉为“中国塑编城”等等。目前，温州市已有22个国字号生产基地、7个中国驰名商标、15个中国名牌产品。所有这些，都说明温州的民营企业不仅具有“小”的活力，同时形成了“大”的实力。以国内市场占有率为例，皮革占20%，西服占10%，低压电器占40%，电子元器件占20%，建工钻头占60%，阀门占30%，防风打火机占95%，民用灯具占30%，眼镜占80%，商标徽章占40%。

伴随着专业市场向纵深发展，围绕各种主导产业和产品，温州形成了高度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产品群、产业群和行业群。被誉为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镇低压电器行业聚集了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和天正集团等明星企业，其周围拥有数百家协作企业，形成规格齐全、技术规范的几千种低压电器产品，现在正向高压电器、智能化电器发展。作为全国三大皮革生产及皮革制成品中心之一，温州现有制鞋企业5500多家，全国的10家“中国鞋王”温州就占了5家，全国150家真皮标志企业温州占了半数以上。而为制鞋业配套服务的鞋料、制鞋机械等相关行业年产值在150亿元以上。温州的服装工业企业3000多家，在全国有一定品位的有报喜鸟、夏梦、庄吉、昂斯等企业，以及诸如法派、华士、金万利、美特斯·邦威、骊谷等颇具实力的一大批企业在支撑着。温州的打火机行业虽然技术含量没有太多的优势，但依靠专业化市场运作和社会化分工协作，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独占鳌头，占国内市场95%、国际市场70%。

在专业镇的形成过程中，生产与经营同类的或相关的行业产品的商贸型企业和生产型企业纷纷向专业产业区或者工商园区集聚，引发了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才流等要素的汇聚和扩散，提高了城镇化水平。比如，被称为“中国印刷城”（以印刷为主导产业）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20年前刚建镇时，只有5个小渔村、6000多人口、230万元的工业产值，如今已经发展到拥有超百亿元的中心城镇，人口规模达到28万人。温州的产业集聚与集中，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之所以得到迅猛的发展，是与温州农村产业组织以家庭工厂为主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家庭工厂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相当薄弱，借助于产业的相对集聚与集中，即在一定区域内围绕某一主导产业，把各种相关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便于相互之间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来共同完成产品生产的全过程。温州龙港镇的印刷包装业和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业，之所以在全国同业中占有明显优势，并处于长盛不衰的地位，以及这两个专业镇的规模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扩大，就在于它们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成本优势、效率优势和创新优势。